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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梅哲

 

台北愛樂是梅哲一手創立,他曾多次率團前往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訪問演出,精緻的詮釋與大師的風範,得到了各國以及執音樂界牛耳的維也納樂評界極高的評價與肯定。由於梅哲深厚的音樂素養和堅強的軔性,樂團水準突飛猛進,在他帶領下表現出無比的細膩感性與精湛的音樂性。

亨利‧梅哲出生於美國匹茲堡,17歲拾起指揮棒,之後受教於名指揮家萊納(F.Reiner)門下。1966年起擔任匹茲堡交響樂團副指揮,1970年春,指揮威廉‧史坦伯格(William Steinberg)突患重病,無法登台,由梅哲臨危受命,指揮當晚在卡內基廳的演出,獲得當今首屈一指的樂評家荀白克(Harold C. Schonberg)由衷讚譽。

梅哲曾多次與大師級演奏家合作演出,包括:鋼琴家塞爾金(Rudolf Serkin)、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小提琴家史坦(Isaac Stern)等人在內。蕭堤爵士(Sir Georg Solti)接掌芝加哥交響樂團後,聘請梅哲出任該團副指揮,並負責樂團訓練工作。基於本身所特具的訓練專長,梅哲對於芝加哥各學校音樂活動所付出心力,獲得了非常優異的效果,同時也大幅提昇了該地各學校的音樂水準。

1981年,梅哲首次訪問台灣,深深地被這塊土地上所潛藏的音樂潛能所感動,數度訪華擔任客座指揮,之後更婉拒了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優渥禮聘,於1985年創立「台北愛樂室內樂團」,1991年擴編更名為『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使樂團同時具有兩種身份。可視樂曲的需要而以不同的編制演奏,在曲目的選擇與演出形式上,更具彈性與多元式。

1990年夏,「台北愛樂室內樂樂團」至美加地區演出七場,豐收的不只是轟動的樂評,更有多場聽眾起立喝采。1993年六月,樂團首訪歐洲地區,並至奧地利、法國、比利時等地展開一系列巡迴演出活動,樂團的實力與梅哲的藝術修養,深深征服了歐洲樂評界與聽眾。樂團於「世界五大音樂廳」之一維也納樂友協會愛樂廳(Grosser Musikvereinssaal)的演出,是梅哲在台灣耕耘多年最甜美的果實,更讓台北愛樂成為第一個登上維也納愛樂音樂廳的華人樂團。他,一個外國人,為華人在音樂史上寫下最值得驕傲的一刻。

1995年十月間,樂團前往美國波士頓、紐約地區巡迴演出,並至同列為「世界五大音樂廳」之一的 「波士頓交響音樂廳」演出,樂團精湛的表現,獲得全場聽眾起立鼓掌的最高敬意。波士頓的《環球日報》(The Boston Globe)樂評主筆理查.戴爾 (Richard Dyer) 於該報樂評專欄中,給予樂團極度讚揚:「這個來自台灣的室內樂團,成立至今不過十年的 光景,郤是一個優秀的弦樂團。.....他們的表演充滿了洋溢的熱情、精準的樂句、令人感動的和諧以及絕妙的搭配,甚至在各個聲部之間也有著良性的互動與競奏。」歐洲與美國巡演的成功,更證明樂團具有國際級的演出水準。紐約時報的權威樂評哈諾德.荀伯克表示,「梅哲予人非比尋常的印象,這是個大師級的指揮,他不只掌握全局…且有餘裕指揮出一種氣質與神韻。聽眾們知道他們在聽著一場不同凡響的演出,一個如此具有天賦的指揮竟不為眾所週知,實在令人訝異。」(以上資料參考台北愛樂網站)

究竟是什麼潛在的力量,讓梅哲放棄揚名國際的機會,選擇在這塊可以說是古典音樂的不毛之地重新開始?我沒有答案,不過我很希望台灣音樂界有一個足以令他欣慰的理由。我永遠忘不了他步履蹣跚步上指揮台,辛苦的移動身軀的畫面。當樂團合奏出第一個音符,征服人的不只是他對樂曲細膩、深入底層的詮釋,更是他的熱情,他那股不知來自何處的愛,他單純而強烈的執著。不自覺的,我淚流滿面,眼前模糊了,卻覺得自己看得比任何時刻都要清楚。

新聞播出梅哲在國泰醫院進行復健的畫面時,我看著,心裡有說不出的痛。這個意志堅強的老年人,努力和自己的年歲奮戰著,也和社會的變遷奮戰著。七年前,他帶領台北愛樂站上維也納的舞臺,意氣風發;七年後,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緊縮了企業界對台北愛樂的贊助,卻絲毫沒有停下他的腳步。他仍住在那間樂團替他租的小房子裡,只有一隻貓,和「台灣製」的鋼琴陪伴。還記得一個小故事,一向動作不大的梅哲,有一次一時興起,猛力一揮,竟然將指揮棒插進手指,棒子斷成兩節,他還是忍痛指揮完全曲。這在他音樂生涯中,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插曲,卻再真實不過的描繪出他在台灣音樂界貢獻多年的寫照。

梅哲是否還能重返舞臺,還是未知,但他的精神能否消除台灣樂界各據山頭的爭端,則是一個更大的未知。音樂人可以坐上國家文藝機關的高位,卻不能根本解決藝文界的問題,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們的血淚和辛酸,竟還真真實實的存在於今日的台灣社會。台灣,有錢蓋一流音樂廳、戲劇院,有錢養樂團、養劇團,有錢把台北愛樂和雲門舞集送上世界舞臺,但說穿了,藝術,不過是財富的證明、閒暇的附屬品罷了!

時至今日,藝術所賴以生存的大環境的確已經獲得相當的改善,可是藝術本身,還感受不到來自社會最起碼的尊重。台灣,這個活潑、生命蓬勃的島嶼,有著難以計數的潛力,同時卻也有著強大的拉力,這拉力來自豐富的物質,來自迷惘,來自受限的心靈,來自極度的不確定感,甚至夾雜著一股民族的悲情。什麼時候,台灣社會才會了解,藝術的價值,並不是週末假日到音樂廳或美術館附庸風雅一番,而是一種對生命、對人生的欣賞與體悟?

仔細想想,扼殺掉藝術大半發展空間的並不只社會的價值觀,還有極度扭曲的教育體制。音樂班、美術班的設立不代表我們給予藝術足夠的自由,事實上,許多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孩子們,努力保存他們對藝術的熱情,同時又得討好社會的期待,身心俱疲。科班出身除了一張學歷證明做為自身保障之外,學到的究竟一身技巧與殘酷的現實,還是如何在一條永無止境的路上誠實的面對自己,並保有繼續追尋的勇氣?

當然,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非凡的才華等待挖掘,但所有有心學習藝術的人,都有權利盡情在他喜愛的領域中倘佯,而不是耗費在社會的錯誤認知上,更不是因為害怕得不到認同而含淚放棄。這是梅哲多年來努力的目標之一,他啟發了許多人,使他們決定獻身音樂,他也挽回了許多人,讓他們再次燃起對音樂的熱情。如今,老大師病倒了,我心痛,更為他不值。他放棄名利,辛苦耕耘十六年,但社會的冷淡傳達出的是怎樣的訊息?左半身癱瘓的梅哲,儘管插著鼻胃管,仍用所剩不多的力氣,在小電子琴上敲出原本計劃中排定要演出的台灣民謠,而驕傲訴說自己對土地、對家園有著高度認同感的台灣人民,是否感受到一絲心虛和汗顏?

我知道藝術的精神,並不會隨梅哲病倒而消逝,但如果梅哲的血淚都無法感動這塊土地,我不禁要問,什麼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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