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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伊德向西方文明扔石頭》一文回應

 
事先聲明,我目前並未將回應寄給曹先生本人,只是將此視為了解不同思想理路的參考資料,而我的回應也是自我尋找和學習的歷程。論點可能完全相對,語句間可能不留情,但無任何冒犯人格之意。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對曹先生的一種期望,在他自許為『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有著一定的言論聚焦權時,能有更全面思考和更成熟的表達。

(淡藍色字部份為曹先生原文,灰色字部份為我的回應)

三月十日《紐約時報》再次刊出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薩伊德(Edward Said)弓步揚臂扔石頭的大照片。該報幾個月前首次刊登這張照片時,曾配文報導了這位知名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去年七月在黎巴嫩休假時向邊界的以色列哨所投擲石頭的故事。這張扔石頭的照片可給薩伊德教授帶來不少麻煩。哥倫比亞大學兩名教授投書校刊批評薩伊德的行爲「粗魯、野蠻」、「不負責任」。美國「反誹謗全國聯盟」主席寫信給哥大校長,認爲「哥大必須有所表示,扔石頭的行爲不能令人接受。這並不是建議校方取消他的停車位或終身教職,但應表示大學教授不可以這樣做。」

首先,薩依德是向以色列佔領區的牆扔石頭,他是以一個象徵性的行動,表達他對此地局勢的不滿,以及對自己同胞的支持。他的對象是欺壓當地居民的以色列士兵,不是西方文明。他要對抗的是不公義本身,並非一個具體的政府組織或民族,更不是整個西方,請不要無限上綱到他反對自由民主精神。(附註:美國反誹謗聯盟是一個代表以色列的團體,並不是代表美國公眾輿論的團體。在這樣的論述裡,一個知識份子至少該避開有直接利益衝突者所提出的觀點,或者至少指出其可能有的偏頗吧?)

哥大教務長代表校方爲此發表了公開信,強調薩伊德扔石頭沒有針對具體個人,也沒人提起公訴,它是一種言論表達,這種自由權利不應受到懲罰。在美國,即使燒國旗、3K黨公開宣揚歧視黑人、表演脫衣舞等都作爲一種特殊的言論表達,其權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護。薩伊德扔塊石頭,表達他的憤怒或其他情緒,當然不會受到懲罰。但是,薩伊德還是爲此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在道德和職業形象上。正如一個大學教授如果採取燒國旗的方式抗議,或者參加3K黨遊行,雖然這種言論自由權利受到法律保護,但他在知識人、學界以及輿論中,形象會嚴重受損。薩伊德扔石頭的舉動,讓人想起巴以衝突時那些向以色列軍人扔石頭、崇尚暴力的街頭小青年,它和知識人應有的舉止和形象很不相符。這次《紐約時報》再次刊出薩伊德扔石頭的照片,是因爲又有了新聞:奧地利的「弗洛伊德學會」曾邀請薩伊德在今年五月到維也納演講,但看到扔石頭的照片和報導後,該會很多成員表示,不能接受一個宣揚暴力、向以色列扔石頭的人來演講。該學會十八位成員(多是心理分析學家)的董事會投票表決,取消了對薩伊德的邀請。這就是西方社會特殊的平衡機制,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護個人的言論自由,包括傳播明顯是負面或有害的言論的自由;同時,社會又用其他方式懲罰愚蠢和錯誤的言論。

如果巴勒斯坦人丟石頭的行動,該被稱為暴力,那美國和以色列開F-16轟炸平民與他國的基礎建設,肯定叫做正義。他們向以色列『軍人』丟石頭,也就是說,他們用石頭對抗槍枝和坦克車,這是如何不對等的畫面!巴勒斯坦平民、小孩用石頭這種完全不對等、稱不上武器的工具,表達他們對以色列種種剝奪人權和生存權的作為的抗議。這叫做崇尚暴力的話,那該如何定義美國和以色列人的作為?從1987橫跨到1993年的事件 ─ 有良知的人會稱之為抗暴,一般在歷史上稱為『石頭革命』,巴以雙方死亡的人數比是1420比94。不成比例!

再者,社會『懲罰』薩依德,不是出於他”愚蠢和錯誤”的言論,而是他與美國的主流價值,特別是美國政府和媒體為了利益有意誤導的大眾輿論並不相符,是出於這種利益衝突,所塑造出的愚蠢和錯誤形象。這個部份在一系列的以巴問題報告中已經闡述。奧地利的「弗洛伊德學會」取消演說,主因還是背負著日耳曼民族共同的”原罪”,畢竟在二戰當中,奧國是頭一個讓希特勒不費一兵一卒即成功併吞的國家,基於和猶太人間敏感的關係,並未堅守其學術獨立。曹先生未提及的是,英國的「弗洛伊德學會」在第一時間,就邀請薩依德將原先排訂的演講,改為到倫敦發表。英國難道不是西方社會一員,不須顧忌這種”愚蠢”的行為?這難道不是西方社會的另一種"平衡"?

以反西方和政治激進揚名
薩伊德在「扔石頭」之前,就很知名,但名聲並不是來自他在比較文學專業的成就(他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麽重要著作),而是在政治文化學方面,尤其是他的激烈支援和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他在迄今哥大三十八年教職期間,曾連續十四年任巴解流亡國會議員,並是巴解最高領導機構「民族委員會」成員,後來擔任阿拉法特的顧問。一九九三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奧斯陸達成和平協定,薩伊德對此激烈反對,和阿拉法特絕交,罵阿拉法特等是「白人的奴隸」,沒有和以色列寸土必爭,沒有把散落全球的巴勒斯坦人召集回來,建立大巴勒斯坦國。但薩伊德自己卻表示,無論巴勒斯坦建成什麽樣的國家,他自己都絕不會回去。

大部份英文系所都必須提到後殖民理論,甚至已經成為後殖民文學的專題研究,其中《東方主義》是非讀不可的著作,也是比較文學領域的重量級代表作。順帶一提,由《東方主義》所掀起的另一波後殖民論述,更被今日許多曹先生的台灣盟友、當年『黨外人士』視為核心思想價值,用來對抗中國罷權的理論依據。兩岸儘管常如水火,在對付敵人時倒是有志一同,都挑上了薩伊德。

至於反西方,是以誰的觀點來看反西方?美國的?其觀點真的公正中立嗎?說到其”激進”的政治立場,薩依德支持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和任何一個世界公民一樣,有權擁有自己的領土及生存條件,他從來不贊同暴力和攻擊手段,不管是哪一方發動的都一樣,即使在擔任巴解的國會議員時期,他也不避諱的表達自己的和平信念,不惜和真正的激進巴解成員撕破臉,阿拉法特還曾公開批評薩依德,因其在媒體上表達對巴解成員腐敗的不滿。他不贊同美國的以巴解決方案,認為其壓縮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他所爭取的,是任何一份國際公約及聯合國憲章裡,明定一個民族該擁有的權利,就如同你爭取中國的改革,讓其人民享有充份的民權一樣。我能理解中國官方稱呼你的行為和言論為”激進”,但你會如此形容自己嗎?而你又是以什麼樣的標準對待一個其實你並不充份了解的巴勒斯坦民族呢?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你在評論一個對象時,引用的並非其原始著作和言論,而是轉述其它批評者對他的形容,未免在道德和嚴謹度上,都留下缺憾。

薩伊德的名氣,還由於他的兩本主要著作《東方主義》和《文化與帝國主義》,兩本書被譯成中文後,在中國大陸很受新左派青睞,官方刊物曾多次介紹薩伊德的理論。因爲在這兩本書中,薩伊德主要強調的是,西方話語是「主體」,是霸權,對東方的「客體」與「他者」實行文化殖民。這種理論不僅成爲穆斯林世界反美的武器,也成爲北京官方學者宣揚民族主義,抵制西方文明的理論根據。薩伊德指責西方「話語霸權」和「文化殖民」的理論有原則性的錯誤。所謂霸權和殖民,至少應有這樣的特徵:它強迫別人接受,以武力推行。但今天西方向全球傳播以民主、自由、人權爲核心的文明價值,並不是用武力強加給穆斯林和東方世界,而是那裏的人民在自願地接受。人們所以樂於選擇,正是因爲它不僅屬於西方,而是體現全人類的文明價值,和人的內在渴望是一致的。

舊帝國主義時代的罷權和殖民無庸置疑。強迫當地人民改習殖民國語言,並依其風俗習慣生活,都是舊帝國深深刻在被殖民國身上的痕跡,也是《東方主義》從歷史脈絡出發所論述的重點。《東方主義》談到在帝國主義殖民時期,西方如何有系統的塑造出一個不正確、相對處於不文明和劣勢的東方形象,對於其殖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其在獲得政治的自決權後,卻仍以殖民母國的語言和標準來解讀自己原本的文化。而《文化與帝國主義》談及的是這種文化偏見,如何透過西方的媒體優勢,持續傳播到世界各地,以維繫其”文明”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長久不墜的優勢,甚至對自己、對他人的文化均受到無知和刻意的操弄─這正是你在文中對穆斯林和東方世界的印象由來。從法農以來,一直到薩依德,建構起的後殖民論述,已經是經過驗證,也是任何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不得不承認並加以重視的領域,可謂當代思潮中最深刻的一波反省。而身為黃種人的我們,為什麼有必要分享基督教世界對猶太人苦難的歉疚,去看待與自身並無利害衝突的以巴雙方呢?只透過美國主流媒體的眼光,看待這樣的事件,而忽略其背後的歷史源由與文化理路,豈不是為後殖民論述做了最好的辯證?

今日美國政府種種對外作為,也符合曹先生所描述的霸權和殖民。它以民主為名,強迫別人接受其干涉,並以武力推行;在印尼、在東帝汶、在獅子山、在索馬利亞、在柬埔寨、在伊索比亞、在哥倫比亞、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不是隱身在當地獨裁或軍人政權身後提供援助,就是大剌剌的直接以軍事介入,『民主和自由』的旗下,枉死多少無辜的平民與孩童。這並非左派份子的偏激言論,而是明白記載在其政府檔案中的記錄,這倒是可以不吝給予美國讚美的地方,資訊流通法案保障了從國會議員、媒體到一般民眾的監督權,只看你有沒有耐心從資料龐大的檔案中,挖掘歷任政府公然說謊、藐視人權的證據。

翻開歷史,哪一個受西方『解放』的國家,不是迫於某一方的武力,而是自己的"進步"?在戰鬥機和坦克夷平了家園之後,還能選擇接受『民主』與否嗎?台灣就有兩蔣在美國壓迫下不得不開放或放鬆的前例,不是武力,卻也不能稱之為什麼光明磊落的手段,其最終目的,更不是台灣人民的民權與福祉,而是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佈局。在歷史上,這些殖民帝國徹出後,把政權交給誰了?真正受民選的政府嗎?還是那些仍受西方控制,受西方強權指揮的半傀儡?在有些國家,政權甚至是直接交給了當地的獨裁者。這些人將國家的資源繼續出賣給西方,換取權力的安定,以強權國家提供的武器奴役本國的人民,但名義上是實行民主,再不然,至少是美國所友好並承認的獨裁政權。美國真那麼講究自由和人權,真以此為國際上的行事準則?為什麼還跟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包括中國在內維持邦交?為了誰的利益,又是什麼一套標準?

"人們所以樂於選擇,正是因爲它不僅屬於西方,而是體現全人類的文明價值,和人的內在渴望是一致的。"沒錯,這種價值不僅屬於西方,甚至不該說是屬於西方的,它沒有屬性問題,沒有文化問題,是『人』的價值,不該也不能被西方獨佔,更不能任由其取得獨一詮釋權。目前西方真正可稱作文明的核心價值就在於『選擇』,這也是自由和民主的真締,讓其自然在進程當中去『選擇』,而非把『民主』、『自由』硬塞給人家,告訴你說這就是你內在的渴望,是你要的。是或否,都得他自己選擇,這才是尊重,才是你所說的"文明"的真正價值。也就是說,你可以提供環境、提供言論作為參考,但同時也必須尊重他可能還不懂你所說的自由的可貴,或者是寧願信仰自己的價值。更重要的是,你該為他思想及尋找的過程致上敬意。

恰恰是這種看重人、尊重人、把人當做人的西方文明價值符合人的心底呼喚和渴求,它才不論在穆斯林國家還是中國的儒教社會都得到人民的歡迎。今天在北約唯一的穆斯林成員土耳其、以及東方的日本、南韓、臺灣等地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包括選舉、新聞自由、市場經濟等等,哪一項都不是穆斯林傳統和東方文化原有的價值,而是來自西方文明。

選舉、新聞自由、市場經濟等都不等於真理,只是一種主義,是一種選擇,甚至該說,是西方在歷史進程中,一種意外的必然產物。沒有經濟模式的選擇,沒有中產階級的興起,不會有這些主義的產生。如果回到十五世紀,把歐美國家的人民放到地理上的非洲和中東,在沙漠和有限的資源條件裡,是否還會發展出你所引以為傲的『西方文明』?在『開化』程度最高歐洲大陸上,不也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與納粹的大屠殺?今日所坐擁的『文化成果』,哪一項不是複雜時空因素交錯下的產物,而是源自於某一民族或國家天生的優越性?這種文化的優越假設,在本質上和希特勒的人種優越主義,有什麼不同?你所崇尚的美國價值,仍發展出種族岐視和性別不均,甚至到一次世界大戰後才修改憲法給予婦女投票權,在西方先進國家裡算晚的。連剛推翻滿清的中國,在保障婦女參政權上,還早於美國在威爾遜任內後期才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這樣說來,到底誰比較文明,誰比較民主?是可以這麼簡單劃分和比較的嗎?

文中為什麼總用『東方文化』、『西方文明』這樣的對照用詞?因為你潛意識裡知道不能稱歷史悠久的東方沒有文化,但就因為它的價值觀不同,因此它不配被稱作『文明』,而西方,那個你所嚮往的世界,自然是『文明』的?講民主,因為要集合眾多利益,那以此觀點,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否更能符合文明的標準?而民主的多數,就一定代表理性和真理,而不會形成另一種變相的、對少數的壓迫?

回到西方文明,你指的是什麼西方文明,又是何時的西方文明?是基督教創立前的西方文明,還是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其為國教之後的西方文明?你所說的西方,包含北歐民族嗎?包含原本被羅馬帝國視為野人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嗎?包含被教廷鄙視的高盧嗎?看重人、尊重人的精神雖然希臘哲學中的傳統,但別忘了三哲之一的柏拉圖曾大剌剌的說女人沒靈魂,這可不是什麼進步的、尊重人的論點。反而是東方異教的傳統,以及早期將哲學和異教觀念融入基督教信仰的流派,比正統的『西方』哲學和宗教都更尊重女性,也都更能贊同人以自身接觸信仰、追求人生意義的概念,而這種精神,卻也是當時被天主教教廷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無所不用其極追補、消滅的。今天對不見容於主流思想的言論,仍然能透過龐大的社會體制和多數的價值暴力,給你貼上一個『異端邪說』的標籤,甚至可以在一國領導人口中,簡化成正邪之戰。這樣說來,東方或西方是可以這麼單純的被解釋嗎?何者的內涵可能更符合自由主義精神呢?而你說的是哪個西方?還有,又是哪個東方?是東方帝制和專制的政治制度,還是民間的家庭觀念及道德倫理?是崇尚和平的伊斯蘭原始教義,還是反抗外國勢力在國土上駐軍的伊斯蘭教徒,或是用肉身為炸彈去進行攻擊的『激進份子』?


專制文化在「殖」本國的「民」
薩伊德的理論如同他扔石頭的舉動一樣,是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不僅誤導那些對西方文明缺乏認識的人,更由於他在美國大學的教授身份,而更煽動了民族主義份子的反西方狂熱。其實,正是美國這種保護教授扔石頭、罵主流文明價值的言論自由環境和制度,薩伊德才得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出書、演講,發表聳人聽聞的反西方言論。而如果沒有這些挑戰西方主流價值的理論,薩伊德在本教學領域恐怕僅是一個默默無名的普通教授而已。
批評其他國家文化價值,是很容易的事情,還會得到本民族民族主義份子的喝彩。而不容易的卻是,有勇氣批評本國政府,批評本民族的文化糟粕。無論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份子怎樣激烈批評西方文化價值,都不會促進本民族的進步和文化價值的提升。今天,且不說多數穆斯林國家根本沒有民主選舉,沒有新聞自由,女人必須蒙面,在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女人還會因開汽車、駕駛摩托等而被判刑----看一個國家對待女性的態度,就可以基本瞭解其文化價值的優劣。今天無論穆斯林國家還是中國大陸等東方國家,那裏的人民根本不是在受西方文化霸權的殖民,而恰恰是本國專制者、本國落後文化在「殖」自己的「民」。作爲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不去抨擊穆斯林文化中那些摧殘人性的野蠻和落後,反而譴責西方是話語霸權和文化殖民,這不僅不能幫助穆斯林文化和民族的提升,只能更導致人們在民族主義狂熱中,忽略和不去改變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劣質部份。

首先,薩依德是流亡者,也因此成了不折不扣的美國公民。他批評的並非西方文化中有價值的部份,而是其刻意要貶損他者文化的部份。他所心繫的不僅僅是巴勒斯坦這個『第三世界』,還有美國公共領域的道德良心。薩伊德對以伊斯蘭之名實行壓迫的政權,深惡痛絕,對腐敗的的阿拉法特和身邊的人,以及沙國皇室,從來沒有好話。他沒有偏坦『自己人』的阿拉伯世界,他很明白的說過他的原則:人道、公義,不管在什麼種族或文化,都是同一個標準。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還曾一度被巴勒斯坦當局查禁。若有人拿薩依德的文化理論去為狂熱的民族主義背書,是其個人的斷章取義。北京官方要用此宣揚,相信也摸不到作者本意。薩依德本人如果從未清楚聲明立場,任人濫用其言論,確實可說有道德瑕疵,但在有完整論述的情況下仍被濫用,究竟該追究誰的責任?從十字軍到女巫迫害,以及近代極端基本教義派恐怖主義的興起,是否都該向耶穌及阿拉討個公道?在這兩個宗教中,任何敬虔、對其精神有全盤研究的教徒,都不會認同以其經典和信仰之名,去奪取他人性命或發動戰爭,若光以這些歷史事件就認定回教與基督教均是野蠻好戰的宗教,恐怕很難得到認同。

不能否認,中東及非洲許多仍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在政治上都有共通的獨裁現象,有的縱使有選舉、縱使是總統制,實質上仍是被操控的專制。可是,任何對國際政治有常識的人都曉得,這些國家的專制政權得以維繫,不可少的是強權國家在背後的撐腰。說穿了,西方強權政府真的希望和民主的第三世界打交道嗎?不,維持他們的專制,才能夠讓西方繼續殖民時期的資源掠奪戰,而不會受民主制度中議會和人民監督的干擾。否則,以美國的能力,輕易就能讓這些小國的獨裁者滾蛋,然而,細查美國的預算,會發現美國政府竟然從不間斷的提供官方的經濟援助和武器協助給這些腐敗與獨裁的政權,只要他們繼續提供美國利益交換。這不是西方霸權的變相殖民嗎?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對地球上絕大部份的區域,一點也不陌生,特別是你所以為野蠻的伊斯蘭世界。伊斯蘭的反美情緒,不等於反『西方文明』,更不是對其民主與現代化的仇視(如果你願意持平看待,就會得到此結論)。真正的癥結在於殖民帝國時代,強權國家硬加諸於此的鬥爭與掠奪所引發的恨意,至今全累積在仍不斷干預中東情勢的美國身上。至於自由主義及其精神,和你所謂的民主,更不是美國和西方獨有的資產。美國和『西方』只是有其地利及歷史情勢之便,比較幸運的較早體驗到其精神和隨之而來的好處。至於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美國在女權上的記錄,恐怕也無法產生太高的說服力。而基督教文化以保羅書信為名,向來貶抑女性的傳統,可比"穆斯林"世界有更悠久的歷史。世俗主義中女權的重大進展,不過是1960年代以後的事。伊斯蘭世界至少有其游牧的背景,藉由相信女性在沙漠環境中謀生能力較弱,以此結合宗教信仰發展出強大的父權家庭系統,終於演變成如今的兩性極度不平等。但美國處在資源豐富的北美大陸,極早就擺脫了英、法兩國的殖民勢力,並在大陸會議中確立了憲法與人權宣言,為什麼仍為了開墾遷徙大批印地安人,造成他們流離失所,損毀其語言和文化認同,死亡更不計其數?又是為什麼等到林肯才解放黑奴,甚至遲至二戰將至,才肯同意婦女的投票權?而被解放的黑人更是直到六零年代金恩博士的民權運動,才逐漸擺脫次等公民的待遇,還得靠最高法院的各項判例,確立其平等的地位。這些美國歷史上的敏感神經,該如何在『文明』的框架下被解釋?而在九一一事件後,甚至連合法公民的民權都在國家安全和反恐大旗下被壓縮、被不當犧牲,將來的歷史,又要如何用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解釋小布希政府的作為呢?

薩依德不反西方,他反的是多數西方政府的雙重標準,反的是任何以宗教、政治,甚至文明作為藉口,忽視人道原則的行動。他並不支持建立『強大的』巴勒斯坦帝國,他所爭取的巴國觀點論述,也無意消滅以色列的史觀和看法。他思想的核心在於,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能放下歷史與宗教的爭議,這在這塊土地上和平,且平等的共存。

文化沒有優劣之分,這應該是自由主義者的核心信仰,就如同不該以種族、宗教或者品味決定其個人價值一樣。只有尊重彼此,給予彼此選擇的自由,和生存的空間。就如老祖宗所說,反求諸己,你希望別人怎麼待你,就該如此待人。人道原則,而非意識型態和指責特定政權的目的,才應該是我們檢驗這些你口中偽善的左派知識份子,以及這些引起論辯的國際事務的準則。也就是說,你衡量中共政權在人權、民主、自由、經濟上的每一項指標,也該是你衡量美國政府對其有色人種的公民,及其外交政策的依據。而你為中國人民所爭取的,更應該是地球上每一個民族都該享有的待遇。


後記:
曹長青先生在2005年10月所發表的新書《理性與歧途--東西方知識份子的困境》中,稱沙特、桑塔格、喬姆斯基和薩依德等人為『偽善的左派知識份子』、『邪惡的幫兇』,自己則勇於批判了誰都不敢碰的伊斯蘭和中國。首先,後三者在美國大概不會被歸類為"左派"知識份子,因為真正偽善的美國外交政策,是沒有自由和保守之分的,兩黨僅管對政府角色和國內議題爭論不休,對外的作法倒是頗為一致。至於三者的言行和人格,若不是曹先生認識不清,就是有目的的詮釋其角色。評薩依德的這篇文章,也收錄在這本書中。

曹先生在此書的序言也提到,知識分子的驕傲與狂妄,是這一切災難的源頭禍首。事實上,我反而能從後面這三者的著作中,看到其因謙卑而有的省思。我更忍不住想,是否和曹先生長年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氛圍底下生活有關,在共產黨把持整個左派和社會主義的詮釋權下,因此對左派深惡痛絕,認定其已病入膏肓,進而對任何訴諸社會正義的思想,產生懷疑,認定其到頭來一定會產生類似毛澤東文革式的災難?而要對抗萬惡共產黨和禍害的左派思想的辦法,就是徹底融入、吸收並引進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甚至不惜縱容其中重大的政商利益,以及基督教極右派對回教世界的偏見?

桑塔格專注的領域在文字與戲劇創作,發表過小說、劇本,也執導過戲劇。她為文論戰爭的影像,以及疾病的社會隱喻,算是其人文關懷的一種延伸,討論的也是一種廣泛的文化現象,沒有批判特定政權的意思。她之所以特別關注巴爾幹半島的衝突,也來自於在當地執導戲劇演出的經驗。而身為女性的她,當然也關注性別議題。批評其偽善只因為她沒有大力批評中國或伊斯蘭,或者只因她曾指出左派思想中值得思考的部份,是相當奇怪的邏輯。

喬姆斯基(杭士基)是另一個在曹先生書中被稱為「沒有什麼重要著作,只因反美而著名」的學者。事實上,杭士基在語言學領域擁有重大的學術成就,也是奠定近代認知心理學理論的學者之一,更是美國備受尊重的公共知識份子,甚至被稱為美國的「良心」。因為其語言專業,他所關注的始終在於自己的國家,也就是美國,如何靠著製造虛幻詞彙與口號,在國際上執行種種違反人道的作為。他認為以國家機器為名,有系統的進行殺戮和迫害,是更需要受到關注和譴責的。他並非支持回教中的恐怖主義分支,或中國的獨裁,他只是希望喚醒美國民眾,對其政府的言行不一,以及在國境外的作為的關注。

薩依德是本篇文章的重點。他除了文學和文化理論的著作,還有為數眾多的政治論文,其中有很大篇幅是批評回教基本教義派挾持了伊斯蘭的代表性,以及阿拉伯國家,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腐敗和社會問題,文章還經常被阿拉伯國家查禁。有興趣的朋友可瀏覽下一篇文章《向權力說真話》,即可看到更多例證。

這三位知識份子,依照自己的所學和專長,在其關注的領域裡發聲。雖然他們的論述可能是針對特定領域的,但都強調其原則的共通性,不該因民族、宗教、地域、語言等因素有所差異。他們也許都沒有同時針對伊斯蘭和中國兩個區域做出論述,卻不會是出於對特定權勢的怯懦。桑塔格身為女性,在同性戀仍視為禁忌的年代裡,即公開談論愛滋病與其社會眼光的隱喻,並且在高舉新聞自由、報導真相的浪潮下,直指戰爭報導裡,滿足的其實是人性最黑暗的、旁觀他人痛苦之樂的虐待慾望,難道就不需要勇氣?而杭士基對抗的是國家機器與公眾成見,即使在九一一之後,愛國主義狂掃,任何不同言論都會被指稱為同情和支持恐怖份子,他仍不改其見,被貼了滿身標籤,這難道不需要勇氣?而薩依德除了對抗美國國內的輿論偏見外,對『自己人』的批評也讓他置身常有暗殺行為的極端團體威脅下,裡外不是人。這會是一個偏執、偽善的人干冒的風險嗎?

至少,三位都有足夠的智慧,知道自己並不熟悉中國,不會魯莽的去評論,而是將其留給更有文化淵源的人,去進行更有意義的討論。對比下來,曹先生雖然熟悉中國議題,也挺身對抗其獨裁,但對伊斯蘭世界,恐怕就應該多一份謙卑,少一點美國的保守主義色彩,回到人道觀點,去看待這和中國一樣在掙扎、在受苦、在尋找自我定位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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