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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權力說真話》

網路流傳的翻譯版,譯者不詳,此為部落主重新編輯版
著作譯名參照《麥田》、《立緒》兩家出版社對薩依德作品之整理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著作對一系列廣闊的領域有著深刻的影響,其範圍如此廣闊,以至很容易忽視一個重要的區分:薩依德對文學和文化領域的主要影響,與其相當獨特的巴勒斯坦問題的見解─之間的區別。當然,就薩依德影響我們對文學、文化,以及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理解方式而言,兩者之間也存在著相似性。三十年來,他富於創新的著作,正式的公共演講,以及課堂的教學,意義深遠地改變了美國人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人看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以及看待整個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的方式。薩依德的著作,包括《巴勒斯坦問題》、《遮蔽的伊斯蘭》、《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勒斯坦眾生相》、《譴責受害者》、《流亡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奮鬥》和《和平及其不滿:中東和平進程中的巴勒斯坦》,已經產生了令人注目且持久的影響力。這些著作大部份仍在流通,證明了它們仍與現實密切相關。但是,在談及巴勒斯坦問題時,是必須超越學術、演講和教學,去考量到另一個因素,也就是薩依德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美國政治言說方式的特別影響。

薩依德的影響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為他在公共領域的言論,和既依賴同時又扮演這類言論培育角色的媒體間的關係;這些媒體不論在過去和現在,基本上都站在同情以色列的立場,加以外延,就是對巴勒斯坦的敵視。實際上,在評價自1967年以阿六日戰爭以來,美國對待雙方的態度時,薩依德扮演的角色立刻會變得非常清楚。他在電視、電臺上的言論,和他在大量報刊雜誌上的文章,為輿論的無知提供了主要的、有時是唯一的矯正,而這種無知一向充斥著主流媒體對所有巴勒斯坦的討論。雖然無處不在的巴勒斯坦恐怖主義形象尚未消除(事實上,由於最近幾年多次對以色列公民進行令人可怕的攻擊,在某些方面還強化了這種形象),雖然巴勒斯坦一詞表示破壞的看法依然盛行,但薩依德無疑比任何其他個人都更有效地在美國公眾心裏確立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人性的觀念。

身為一個在許多學術領域有重大貢獻者——其中包括比較文學、後殖民研究、人類學和文化研究——薩依德對美國公眾關於巴勒斯坦問題態度的影響,相對看來並不那麼重要。誠然,有人會爭辯說,我們真正要看的是他的重要作品,不論是關於文學和文化的,還是關於巴勒斯坦的,而不是看他在晚間人物專訪的表現,對大學聽眾的演講,或者在《紐約時報》、《民族》或《al-Hayat》上發表的短論。事實上,薩依德通過印刷和廣播媒體而不是通過他的著作影響了數量更多、範圍更廣的人。通過大眾傳媒的渠道,他偶爾讓那些對他的論文學和文化的作品有著深刻印象的人面對關於巴勒斯坦的不同看法,而這些看法許多人很可能從未以其他的方式遇到過。

媒體提供的是一種不同的聽眾,他們不可能像薩依德著作的讀者,和正式學術演講的聽眾一般,受到那樣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然而,媒體領域確實是一個公共文化和政治鬥爭的重要活動場所。很少知識份子具有薩依德那樣的品質和能力,既能成功地與媒體打交道(或者說,甚至在保持媒體的通俗性時也能利用媒體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又能保持自己與所出資訊的統一性。更少有知識份子願意從學院那種崇高的奧林匹斯山頂顛下降到電視、廣播和日報的愚蠢水平,它們充滿了大量被人議論的缺陷。

當然,這樣出現在公眾面前是有代價的,尤其要考慮一個故事中斷時媒體那種貪得無厭的胃口。它還有一種代價,特別在關鍵時刻,在媒體上露面會引起過多的頑固堅持的要求:全國各種群體要求瞭解和解釋,還會邀請演講。當這樣一些時刻出現時——過去三十年來由於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心而常常出現——幾乎會受到電視和廣播製作人、記者、以及其他採訪者的無休止的干擾和追問,而他們當中許多人對討論的問題一無所知,對他們與之談話的人也一無所知。幾十億美元的美國新聞和娛樂業的人員調整如此迅速頻繁,以至極少有同一個記者,能報導中東從一次危機到下一次危機的新聞。

這些現象也許與傳播工業的性質有關。在資本主義歷史的這個階段,越來越少的集團企業——CNN的標題新聞、NBC,以及所有其他企業——的越來越多的分支讓市場競爭變得更加激烈,新聞與其他娛樂形式也越來越難區分,許多新聞從業人員對世界事務不僅不甚了解甚至沒有興趣。這種情形在電視新聞方面最為明顯,按照最近幾十年它在美國的發展,無疑它正在失去一度有過的那種既有深度又有歷史語境的傳遞複雜資訊的所有能力(順便一提,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的電視新聞中並不真實,尤其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美國媒體對國際問題的報導最受這種退化過程的影響,實際上,自1990年以來,國際新聞在電視上播出的機會已降低了59%,一些主要報紙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最近幾年它們已經關閉了許多駐外辦事處。結果就是,CNN幾乎變成美國唯一還能獲取國際問題的資訊來源,其沒有深度的胡說和對其的複製,它們無休止地重複沒有背景、細節和內容的相同資訊片斷,總是伴以固定的形象,一小時一小時地從一個頻道轉換到另一個頻道。

不論這種情形的原因是什麼—─大眾以新聞為掩飾作名人報導的風格的蔓延;不論多麼無意義也要提供視覺形象的無情的壓力;不論有沒有語境或內容都要提供"轟動新聞"的需要;或者美國青年歷史和地理知識的下降——在所有這些因素之外,美國媒體有一種吸收一切的性質,不相信任何事物能和小螢幕上的幾秒鐘一樣重要,而且還有一種陳腐乏味的、有時令人驚訝的無知,甚至那些因多年與媒體打交道的痛苦經驗而變得麻木的人也有這種感覺。由於這些和其他原因,介入媒體常常是最不合志趣的工作,對那些經常參與的人,或那些對邀請評論的問題關心的人,它總是一種令人厭倦的工作。

在這種情形下,薩依德本可以很容易地像其他許多人做的那樣,逃避不受歡迎的注意,更不用從事那些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去把自己的看法與其他無知的人分享。他本來可以由此保持他的隱私(和他個人的安全,因為在媒體上露面談巴勒斯坦問題常常會招致充滿仇恨甚至危險的反應),把時間節省下來用於他更感興趣的寫作,為較小範圍的聽眾就非時事的問題作些報告。但他勇敢地拒絕了,寧可承受時間、經歷和平靜心情等方面的巨大損失,他懂得在公共領域發言的重要性。他也懂得讓他這樣一種聲音在媒體上被人聽到的重要性,因為政治和媒體輿論一向胡說八道,盲目支持美國在中東反復無常的破壞性政策,支持以色列在任何特定時刻的政治進程。正如薩依德談到個人面對媒體權力的作用時所說,"我認為個人才是表明差異的人。"

薩依德成功地傳遞了一種困難且少為人知,關於巴勒斯坦的資訊,出於他個人的透明誠實,他的博學,他的幽默感,以及他的投入和開放的個性。所有這些特點都隨時在他的為人、演說和講課中表現出來,但同樣也表現在廣播和電視上。薩依德清晰簡潔地表達自己的能力,也因他在鏡頭面前威嚴和權威的風度而得到加強。正是他的這種風度吸引了聽眾,促使其對巴勒斯坦問題以開放的態度進行思考。

作為對一項人們不熟悉的事業的鼓吹者,薩依德是公眾知識份子作用的一個傑出的典範。他在《知識份子論》中對公眾知識份子作出訂義。他論證說,知識份子是個體的人,他被賦予一種向公眾並為公眾描寫、體現和論述某種資訊的能力……其地位是公開提出困難的問題,勇敢地面對教條和正統(而不是製造它們)……他不能輕易地被政府或公司同化,其存在的理由是再現所有那些日常被遺忘或被掩蓋的人們和問題。

在向公眾或為公眾再現看法中,在提出困惑或困難的問題中,或者在給予沒有自己聲音的那些人以聲音當中,薩依德無疑實現了這種對知識份子的描述。

薩依德的《知識份子論》以他的雷思演講為基礎,這些演講曾在1993年由BBC播出。幾乎不可想像,一家美國媒體網會支持任何像雷思演講這樣的活動,更不用說邀請薩依德這樣的人來談論此類議題。在美國電視和廣播裏,對任何主題的理性演說,如果連續三、四分鐘不被廣告打斷,幾乎等於是一次革命。六次30分鐘不被打斷的演說,在六個星期內由一個人來擔任,這甚至超出了PBS(公共廣播服務台)和NPR(國家公共電臺)的能力,而它們是最接近歐洲和其他地方以BBC為代表的此類媒體機構的例子。

儘管這個國家不存在這種論壇空間,但薩依德仍然成功地運用迷戀表面形象和聲音效果的媒體,有效地表達出他對巴勒斯坦問題相當複雜的論述,而這些論述是大部分聽眾所不熟悉的甚至反對的。他透過此舉,把美國大眾習以為常的印象切分成兩種情況——確切地運用了他在《知識份子論》裏所提的那種知識份子必需的行為方式。

第一, 薩依德一貫批評輿論與美國的中東政策共謀,不論媒體的代表還是他們所延請的『專家』,一般都表明美國的政策,證實它們已經事先決定的某種觀點或傳統的兩極對立。當討論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時,媒體和學術界以及其他”專家”通常不是對那些掌權者進行嚴厲的批評,相反,這些傑出人物的大部分都在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的地方重複當時政府的路線。薩依德總是攻擊這種默契的共謀,並提出看待美國中東政策的批評方式。現在,許多公眾輿論對待這一政策的方式深受薩依德的影響。他的影響之大足以和極少數其他美國知識份子的影響相提並論,例如諾姆‧喬姆斯基(杭士基)和戈爾‧維達爾。

這種媒體與美國政策共謀的一個顯著實例,涉及到對待中東『和平進程』的問題。和平進程是媒體的一個聖牛,很少記者和評論家願意把明明白白的事說穿——這個進程已徹底失敗,既沒有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帶來和平,甚至也沒有在它們之間建立信心,它使巴勒斯坦的境況比和平進程於1991年在馬德里展開之前更糟。從奧斯陸進程的開始階段,薩依德就反對這種媒體的共謀,從近幾年的重大事件證明,他的敏銳的預言完全正確。許多真正關心中東的人,後來也承認這些預言是準確的(儘管其他一些人對薩依德的正確性作出粗暴的反映)。

薩依德從關於巴勒斯坦的傳統公共言論中區分出的第二個情況是,中東問題的框架應該有以巴勒斯坦為首要觀點的選擇,而不是像通常那樣以以色列、猶太複國主義和猶太史為主。美國對阿拉伯-以色列問題的報導,還有其他許多中東發生的事件,一向是用以色列的觀點為根據,而且常常是居住在以色列的記者寫的,他們之中,許多是以色列人或移居以色列的美國人。鑒於幾百萬美國人對以色列有著濃厚的興趣,或者與以色列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對美國人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媒體在傳統上會根據以色列和它的利益來構想中東問題。

薩依德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有權表達自己,有權為自己說話。他們有資格敍述自己的歷史,而且其歷史具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特性。他曾責備巴勒斯坦的歷史學家,說他們沒有在撰寫自己的歷史時發揮更大的作用(早些時候,他在《譴責受害者》於1987年發行的前言裏,表明了由巴勒斯坦贊助研究宗主國本身的重大的努力)。同樣重要的是,薩依德論證說,這種歷史和敍述獨立於以色列的歷史和敍述,儘管在兩種敍述和兩個民族之間存在著各種聯繫——大部分充滿了反諷的悲劇。在美國媒體裏,這些聯繫,以及大量美國人對以色列的關心,一般意味著巴勒斯坦的聲音並沒有得到薩依德所說的"敍述許可",即使得到了這種許可,也必須有色列的對抗聲音來平衡。

因此,最常見的是,當一個巴勒斯坦的聲音在媒體上被允許聽到時,它總是被一個以色列的或親以色列的聲音加以"平衡"。這不僅是關於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的情況——從媒體慣常的習慣即可證實這種種程式(在NPR和其他媒體上常常出現,但關於這些問題全都是由以色列人從耶路撒冷根據以色列的觀點報導的),而且也是關於巴勒斯坦內部事務的情況,或者其他涉及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美國及其它國家的情況。不必說,沒有人會認為該有一個巴勒斯坦的聲音,來評價或證明對以色列內部事務,或以色列-美國、以色列-歐洲的關係的報導真實有理。

今天,無論美國媒體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報導多麼糟糕,它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完全無知,尤其是自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接著對貝魯特難民區採取封鎖和軍事行動,這一象徵著分水嶺的事件,以及始於1987年12月的對巴勒斯坦的肢解行動後,媒體對以色列開始採取批評的角度——或者毋寧說,首次暗示一種對以色列的批評。至少在媒體的某些部分,儘管以色列曾被構想和描述為一個小而無助的受害者,現在則漸漸被視為一個強大的壓迫者,仿佛從大衛轉變為歌利亞。無須說,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經歷了多次災難,做出了超越常理的犧牲,並承受了可怕的折磨之後——例如對貝魯特的封鎖,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迫害——才迫使媒體聚焦於習慣的以色列之外的事情。

美國媒體注意力的這種突然變化的實例,包括對1996年9月一次流血衝突的詳細報導,這次衝突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區中心靠近聖殿的地方開掘考古地道引起的。類似的報導還有關於1997年春夏在希布侖和西岸其他城鎮發生的衝突,起因是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佔領區建立新的定居點。關於這兩個事件,生動的電視報導表明了巴勒斯坦對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動多麼震驚,也表明了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可以調動的難以抵擋的力量。這個例子再次提醒我們,這種戲劇性行動的膠片長度,提供了可怕而持久的F-15戰鬥機襲擊住宅樓的形象,或者炮擊黎巴嫩村莊的形象,或者以色列士兵毆打兒童和向示威者射擊的形象(或者,就那次事件而言,自殺性的汽車炸彈在以色列到處是人群的城市大街上爆炸的形象),因此它本身就有一種壓倒的力量和價值,任何片長控制或媒體管理都難以遏制它們。

在耶路撒冷開掘地道或在東耶路撒冷建立定居點這些危機期間,我們已經看到,就當前的問題而言,這種形象的力量突然使空洞的"和平進程演說"變得毫無意義,而在過去幾年,這種演說一直像無止境的精神河流一樣從華盛頓擴散開來,只是通過媒體不斷地、虔誠地加工迴圈。在這樣的時刻,薩依德堅持使巴勒斯坦的觀點在電視和廣播中合法化,在《民族》、《倫敦書評》和《進步》等出版物上合法化,因而對公眾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影響了許多與以色列沒有聯繫的人,其中有些曾無意識地接受了與以色列有聯繫的那些人的世界觀。他還影響到另外一些人,這些人與以色列在感情上有著深刻的聯繫,然而對他所做的普遍性的爭論也非常敏感。

這些爭論的普遍性關係到薩依德干預美國公共爭論的另一個方面,這就是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爭論:他把巴勒斯坦問題與更大的、更普遍的問題聯繫起來,例如非殖民化,反抗帝國主義,對民主的需要,以及沙文主義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危險。薩依德認為,在整個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巴勒斯坦事業未能贏得它應該得到的那種支援,其原因在於巴勒斯坦人自己以及許多他們的支持者未能保持他們原來堅持的普遍性:

正如我們常說的,那是真正的巴勒斯坦革命,當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被它的支持者認為是在領導一場解放的戰鬥:阿拉伯人和其他一些人被吸引加入一場爭取自由和正義的鼓舞人心的運動,超越民族劃分,超越國界和語言。巴勒斯坦關係到每個以解放為目標的人。但現在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結束了所有這一切。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越來越嚴密地把巴勒斯坦人民封閉在排外主義的民族主義蠶繭之中,因而失去了他們一度真正得到並可以保持的大部分同情。

當然,在任何反殖民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鬥爭過程中,某些變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最終目標是奪取國家政權,而隨著實現這種目標也出現了各種骯髒的妥協。其他與巴勒斯坦民族運動衰敗相關的問題是,它的老化的領導(其中許多有能力的人物在過去三十年來變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暗殺的受害者),它的腐敗,以及它的戰略眼光和精神目標的喪失。過去幾年,薩依德在英文和阿拉伯語媒體上的大部分寫作,都集中於批評巴勒斯坦的這些失敗。他是少有公開這樣做的人之一,因此還曾受到阿拉法特本人的譴責。所有這些壞的變化似乎並非不可避免,南非的實例就說明了這點,在南非,精神和戰略目標並沒有消失。某些南非觀察家注意到,薩依德首次公開批評巴勒斯坦領導的失敗,始於他1991年5月訪問南非並會見曼德拉總統之後。

薩依德與弗朗茲‧法儂爭議點在於,解放的目的不可能只是"以阿爾及利亞的員警取代法國員警"。他對巴勒斯坦過去幾年遵循的政策所做的富於預見的批判,基本上是以這種觀點為基礎的。雖然薩依德的批判在美國和歐洲的媒體中擲地有聲,但他在阿拉伯語報紙上的文章卻有著最大的影響。這些文章已經被收集成書,在巴勒斯坦國內廣泛流行,巴勒斯坦當局認為它們有很大的顛覆性,一度曾下令沒收它們。因此,在巴勒斯坦歷史的諸多反諷中,最近的一個是,本土的/巴勒斯坦員警幾乎毫無中斷地擔負起以前白人/以色列員警的功能,沒收了一位重要的巴勒斯坦知識份子所寫的"顛覆性"文學作品!可悲的是,這種可鄙地模仿以色列安全措施的恐怖行為,並沒有局限於一些書刊檢查或者輕微的侵犯人權,員警的刑罰折磨、普遍不加審問的拘留和其他專橫的行為,已經造成了至少十九名被拘留者的死亡。

現在讓我回到薩依德在美國公眾領域裏的作用:他對巴勒斯坦政治的影響。作為巴勒斯坦民族委員會委員(他1991年 辭去該職),通過他對各種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討論的介入,通過他的學術著作,薩依德被其他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認為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公眾知識份子。他之所以產生這種影響,部分原因是他作為著名學者和知識份子在美國的突出地位,但同時也是因為他作為最主要的巴勒斯坦評論家在美國媒體上的形象。薩依德對巴勒斯坦政治的影響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就是,他能夠把對美國社會和文化的深刻理解引入對巴勒斯坦政治的思考,並敏銳地意識到如何對美國公眾講話。

為了一項可謂是阿拉伯世界公共教育的任務,薩依德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早在1979年,就在貝魯特巴勒斯坦問題研究所,幫助巴勒斯坦的知識份子、學生和政府官員,組織了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系列討論,並邀請了許多美國的公眾人物。作為這個系列的一部分,薩依德也作了演講,後來形成專著,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出版,這就是在一段時間內廣為閱讀的《巴勒斯坦問題》。最近,他以選集《和平及其不滿:中東和平進程中的巴勒斯坦》繼續進行這種努力,選集中的文章是他在自始至終心裏都想著阿拉伯讀者的情況下寫的,其中花了許多篇幅,集中在解釋美國的政治進程,並把美國的外交政策置於其國內語境,從多方面啟發阿拉伯讀者對美國的看法。

薩依德瞭解如何對國際讀者、特別是美國讀者講話,這使他早在1974年阿拉法特訪問聯合國時,就對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外交主動產生了影響。1988年,薩依德在起草巴勒斯坦獨立宣言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從他出版的著作和演講,以及在公開和私下的巴勒斯坦政治討論中,薩依德有力地論證說,巴勒斯坦的民族運動必須被有說服力地置於國際舞臺,尤其是這個舞臺的美國部分。他很早就看出,要改變對巴勒斯坦非常不利的力量平衡,需要關心者作出認真的努力,發起在美國舞臺爭取發言權的鬥爭,就像南非、越南和阿爾及利亞人在法國所做的。

但是,最近幾年,正如薩依德本人在《驅逐的政治》中所勾勒的,他所倡導的大部分東西都被巴勒斯坦領導人當成了耳邊風,因為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中,阿拉法特和他的同僚幾乎全都不瞭解美國,不瞭解其社會、文化和政治,寧願遵循自己的路線。到了1991年,這種路線幾乎把巴解引向了消失的邊緣。在海灣戰爭失敗以後,巴解領導人為了挽救了自己和整個的組織,接受了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的邀請,參加以美國和以色列所提條件為基礎的談判,而薩依德對這條道路表現出嚴重的關切。這些談判最終形成了奧斯陸協定,這個協定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成員喜出望外——他們當時分散在阿拉伯各地無家可歸。由於接受協議條件,巴解領導人得以返回巴勒斯坦,在經過長達六年的談判之後,終於在以色列佔領的加薩走廊和西岸,取得部份土地的有限控制權(但名義上由巴勒斯坦控制的西岸地區也不到3%)。事後的結果證明,協議並沒有使巴勒斯坦得到解放,也沒有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命運,儘管那些談判協議條件的人從中獲得了相當大的好處。實際上,自奧斯陸以後,從1993年到1997年,居住在西岸和加薩地帶的200多萬人口,生產總值下降了38%,大多數人的經濟生活急劇惡化。

過去幾年,對於巴勒斯坦領導人在與以色列談判和與美國打交道時的錯誤、疏忽和缺少周密思考,薩依德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判:

制定並簽署一個與以色列的協議,不徵求任何法律專家的意見,這能接受麼?……阿拉法特和他的主要助手……不說或根本不懂英語,而奧斯陸的文件是用英文寫的。他們也不作語言方面的諮詢。如果你們要與以色列簽定一個協議,那麼你們一定要知道協議的另一方會認真對待你們要簽署的東西……我真不知道對這種行為作何解釋——沒有能力或沒有合謀,或者兩者都沒有。

這種批評在中東、特別在巴勒斯坦人當中,要遠比在美國發揮的影響更大。其原因之一是,最近幾年,薩依德經常在阿拉伯報刊上發表關於政治問題的評論,先是發表在馬加拉雜誌上,再後來發表在哈亞報紙上。後者在倫敦出版,在阿拉伯世界、歐洲和北美發行量很大。這些文章的兩本選集現在已經以阿拉伯文出版(巴勒斯坦的秘密員警前不久試圖禁止這些書,但後來打消了這種想法),薩依德的看法對阿拉伯公眾輿論的影響越來越大。過去一年,這種情況最為明顯,奧斯陸協定和隨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協議所包含的缺陷、欺騙和謬誤,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都變得更加清楚。

最近幾年,薩依德對阿拉法特和對美國及以色列政策的批判,引起了阿拉伯讀者極大的興趣。這有多種原因。首先,雖然巴勒斯坦人開始領會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造成了一常歷史災難,但美國人對這些協議的實際條款卻一無所知——更確切地說,被蒙在鼓裏。總的來說,絕大部份的美國人並不知道,在馬德里談判七年以後,不僅長達31年之久的佔領並未結束,至今以色列仍控制著西岸97%以上的土地和大約40%狹長的加薩地帶;他們並不知道,以色列仍運用各種手段,對整個西岸與加薩地實行治安、遷移、貿易和所有牽涉到生活條件的事務實行有效控制;毫無疑問,沒有人確實看見這份『地圖』(奧斯陸協定中所繪下的土地分配)的實質意義。

按照奧斯陸協定和隨後的協定所確定的領土劃分地圖,標出了巴勒斯坦控制的小點,巴勒斯坦管轄一小部份仍被以色列在軍事上控制的區域,以及直到1999年所謂的過渡期結束絕對由以色列控制的大片長條地帶。官方地圖仿佛是患了可怕皮膚病的皮膚,大片白色指仍由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面分散的褐色和黃色的斑點和小點,就是巴勒斯坦政府實施有限控制的土地。這副地圖是對協議的一種全面控告——從巴勒斯坦的觀點看,實際上從任何願意相信這些協定可以導致真正的、永久的和平的人的觀點看——因此毫不奇怪它未被更廣泛地發行。

雖然得到媒體有效支持的美國政府使公眾對這些協定的實質意義處於無知狀態,但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和平進程"表現出不滿。正如我已經提到的,1996年9月底,在圍繞內塔尼亞胡政府於耶路撒冷開掘考古地道的鬥爭中,60名巴勒斯坦人和15名以色列人的死亡,使人突然覺醒。該事件令人注意到過去五年的談判,使巴勒斯坦人民所處的極其不利的境遇。然而,儘管自那以後有許多事件發生,巴勒斯坦人民的命運仍懸而未決,對他們境遇的無知也仍在繼續。雖然薩依德對奧斯陸協議和對阿拉法特領導集團的批評,逐漸開始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得到回應,但他的言論仍常被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視為激進。

為什麼這種情況會繼續?即使克林頓政府對於1993年9月奧斯陸協定談判,和1995年9月的再次談判毫無貢獻,卻從沒忘記為了白宮的政治形象抓準和平進程來做文章。此後,柯林頓於1996年再次競選總統時,和平進程被說成是其任內的一項重要成就。顯然,薩依德和其他批評家在進行一場艱難的鬥爭。除了面對大批為以色列的行為辯護的人以外,這些批評家現在還要面對可怕的機制的權力,它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獲得了兩黨的一致支持。不必說,主流媒體是這種機制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們不加批評地重申國務院和白宮制定的方案,不顧這些方案是多麼明顯地無知。

因此,對於以這種和平進程的名義強加於巴勒斯坦人的協議,如果任何批評家批評它不實際、不公正——且不說不可容忍,便會被排除在文明語言之外,被當作和平的敵人,更糟的是,甚至可能被認為同情伊斯蘭或其他可怕的恐怖主義。這看來有些誇大,但應該記住的是,對這些界線的定義,幾乎完全掌握在媒體工作者手裏,如出品人、代理、專欄編輯、以及其他經營管理者,他們對中東生存攸關的問題或在其他地方與之相關的問題毫不熟悉。他們的觀點受一種常規的偏見支配,受非常美國的實用主義支配,受他們對工作機構壓力的異常敏感的支配,同樣也受特殊利益團體、相關的公民和資助者的支配。

就中東而言,尤其把美國外交政策的慣性影響添加到以色列的實質利益上時,幾乎無須想像就可以知道這種壓力的大部分來自何方。在克林頓這樣的政府裏,外交政策只是受選舉驅動的國內政治日程的附屬品(這種日程也包括在為了大型財團在國外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共謀活動,因為它們的政治捐助能保持昂貴的競選機器順利運作),那些影響確實是沉重的壓力。

由此,美國媒體中對和平進程的批評近乎麻木的沉默,就不是那麼難此理解了。由於我所提出的種種原因,這種一致的輿論極可能繼續下去,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是如此。然而,如果低估薩依德以及類似他的其他聲音可能產生的影響,那將是一個錯誤。這些聲音已經影響到美國(和阿拉伯)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思考,而且隨著巴勒斯坦人民努力爭取不可剝奪的民族自決權和國家地位(仍然遭到拒絕),人們肯定會繼續聽到他們評論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最新事件。

由於在這份進程中所提供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許諾——按照它當前的構成——其致命錯誤變得更加明顯,由於在過去幾年,作為這一進程的後果,在巴勒斯坦草率建造的大廈的裂痕日益擴大,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可能會傾聽這些聲音。當然,以色列人今天不再像1991年時對和平進程充滿不安全感,而巴勒斯坦人在經濟和移居等自由方面明顯地惡化,他們的職業、居住、流放、以及其他勞動條件依然沒有改變。在完成這種常常不受歡迎的、孤獨的職責時,也就是在指出這些事實時,薩依德仍然會忠於知識份子的使命:

知識份子的角色是對權力說真話,對任何社會的中心權威毫不虛偽地講真話,並選擇最適合這種目的的方法、風格和批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知識份子產生一種持續多年的能動作用,其主要目標是……不是表達一時的時尚,而是表達真正的思想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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