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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外省的賤民階級

從外省老兵的另一半談起

有位紀錄片導演蕭菊貞曾拍過一部片-「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她從他的父親談起,十分動人,我想,就從外省老兵的另一半談起,或許大家比較能夠瞭解我要談的是什麼。

在「從文學作品看外省第二代」中,我舉出了三種「外省第二代」,第三種「外省第二代」的父親是外省軍人中的士兵階級,他們的母親按民進黨的標準則是「道地」的台灣人。

在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提到:「空軍村的媽媽最洋派、懂得化妝,傳說都會跳舞,都會說些英文。陸軍村的媽媽最保守老實,不知跟待遇最差是否有關。海軍村的打牌風最盛,也最多精神病媽媽,可能是丈夫長年不在家的關係。憲兵村的媽媽幾乎都是本省籍,而且都很年輕甚至還沒有小孩,去他們村子玩的小孩會因聽不懂閩南語、而莫名所以的認生不再去。最奇怪的大概是情報村,情報村的爸爸也是長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麥田出版社,1992,88頁)

但這些外省老兵的家庭型態是完全不同的,國民黨用政策隔離他們後,他們只能晚婚,又由於沒錢,根本沒有人願意嫁他們。跟國府來台那批外省婦女多是隨夫來台的,未婚的也不會嫁給這些老兵,再加上被國民黨控管,因著種種原因外省老兵只能娶一些特殊情況的台灣女人。

事實上,老兵又老又窮當然也不帥,這些台灣女人為什麼要嫁他們?

這由老兵娶了什麼樣的台灣女人可以得到答案。

這些台灣女人有一部份是智能障礙者,有一部份是精神病友,有一部份是原住民婦女,有一部份是家庭貧困想靠女兒「改善家境」的人…


由於問題不少,這些老兵的後代往往有多重障礙,有罹患精神疾病的,也有智能障礙的子女,在榮總,在電視與報紙媒體中都屢見不鮮。

有些台灣人是喜歡歧視這些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原住民婦女的,台灣人喜歡叫智能障礙者「白痴」,台灣人喜歡叫精神病友「瘋子」,台灣人喜歡叫原住民「番仔」,好像不這樣不能顯示這些台灣人「高人一等」。

民進黨及台獨則替老兵加了新綽號,叫做「中國豬」、「在台支那人」,於是,老兵的家人與後代集台灣所有污辱性的名詞於一身,再加上這些老兵「享受」的福利有限,經濟很差,只能任人歧視。

台灣不是有「社會福利」嗎?領「殘障手冊」也可以獲得補助啊!

民進黨其實不在乎這些身心障礙者的死活,不管一個外省老兵生了幾個身心障礙者,只要有領退休俸,就算他們平均所得在台灣人的貧窮線下,因為他們外省人的身份,他們就沒有「權利」領,即使告訴他們退休俸與社會福利是不同的概念,他們仍然拒絕補助,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許多底層外省人「拖老命」照顧一些身心障礙者,成為永遠的邊緣人。

事實上,國民黨的罪也很重。

在民國41年1月5日,國民黨制定了「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與「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只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無權擁有家庭,不能領取身份証。

同年,國民黨規定規定,青壯士兵從「兵」都被晉升為“士官”,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從此,這些低階外省人被國民黨綁的死死的。

退伍後,當然沒有一般社會的謀生能力,想結婚,一般人怎麼願意嫁?在階級複製、貧窮循環的影響,再加上社會歧視、外省老兵妻子個人問題重重交織下,這群人,成為台灣社會的邊緣人。

國民黨、親民黨的外省貴族們,就算看到這類新聞,心也不會痛一下,反正,民主嘛!這些人票一定會投我啦!而且,智能障礙者、精神病友不會幫我拉票,外省貴族又忙的要替台商服務,哪裡有空呢?

滿口「人權」的民進黨則是用「二二八」打翻所有的外省人,外省老兵與弱勢台灣人的後代在他們眼中「血統不夠純正」,屬於「雜種」,是他們汲汲營營要消滅的目標,死的乾乾淨淨最好!所以,他們就自生自滅好了!

於是,就算大家可以看到新聞中老兵拖老命的故事,就算國民黨對不起這些人,泛綠人民會說「他們是外省人,就算他們貧病交加,我們也不在乎」,泛藍人民會說「投我們就對了,我們民主、族群平等」,然後,老兵就算活著,在他們心中卻跟死了沒兩樣,這些「深藍」的人誰要關心?你們有票投就好了,講那麼多!

我要說,這些老兵不是「深藍」,是被壓迫者,當然,所有的投票專家、社會觀察家也會繼續忽視他們,就算他們生活痛苦、孤立無援又怎麼樣!

眼不見為淨,是吧!

Written by blackjack 2005/2/10

 


以下引自人民網 http://tw.people.com.cn/BIG5/43948/3739302.html
台灣老榮民——被人遺忘的角落(節)
2005年09月30日08:30(責任編輯:何晶茹)


去台灣駐點多次后,有位朋友突然說起:“你應該去看看老榮民。”

“榮民”是台灣對服役多年的退伍軍人的稱呼,所謂“榮譽國民”,老榮民則已成為1948年、1949年隨蔣介石退居台灣的那批軍人的特定稱呼。從高階職位退下來的榮民退休金不算少,可以頤養天年。這位朋友讓我去看的低階老兵。

在台北的繁華鬧市,是很難看到這些老兵的。一次駐點,我特別到負責榮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的網站瀏覽,進入屬於老榮民的“榮民之家”網頁,我榮幸地成為第537個訪客。一位父親就是榮民的朋友,聽說我要寫一篇關於老榮民的文章,好心地問我:會有人看嗎?老榮民已經被大多數的台灣人遺忘了。

最糟的不是遺忘,而是污名。民進黨執政后,島內一度談大陸色變,對大陸懷有感情的老榮民,也不能幸免,被指“通共賣台”,還有甚者攻擊他們是“台灣寄生虫”。台灣的媒體對老榮民鮮有報道。很少的報道中,也絕大多數是參與詐騙、被人欺騙,或者自殺、事故等黑色新聞。這也難怪,這群年紀至少70歲的老兵,每月退休金隻有1.3萬元新台幣(合3000多元人民幣)左右,而在台北,街頭小店的一碗面也要100元新台幣,老榮民生活都難以為繼,甚至幾年前,“退輔會”也從人道出發,建議允許老榮民回大陸安度晚年,以他們的收入,在大陸的農村生活還是綽綽有余的。又老又窮,再加上少小離家,沒讀過什麼書,老榮民自然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底層。

被人左右的人生
一次駐點,我們來到台北縣北投林裡,傍山有一片違章建筑,數十間簡陋板房裡住著一批老兵。我們去時,幾位老榮民正坐在路邊的破椅子上聊天、晒太陽。聽說我們從大陸來,一位姓劉的老伯笑了,說:“我是湖南人。”劉老伯說,他18歲時是被抽丁當了兵,“我抽到了第二個,以為當兵很好玩,其實一點不好玩。”就這樣一路打仗,南京、唐山、北京都去過。有一次打著打著,一搭話,原來是老鄉,“自己打自己干什麼嘛?”劉老伯說到這裡,長嘆一聲。后來,他就一路走,也沒明白怎麼回事就到了台灣。

從1948年、1949年開始,100多萬人隨國民黨遷移台灣,其中有60多萬是軍人。大多數老兵都有著類似劉老伯的經歷,十幾歲的年紀糊裡糊涂當了兵,渡海赴台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一去將幾十年都不能再回故鄉。

當時的台灣從自然環境到人民生活都比久經戰亂的大陸要優越,20歲不到的年紀重新開始生活也不是難事,但是各種復雜的原因 ,他們仍然沒有進入正常生活軌道。

1952年,台灣當局一方面實施“精兵政策”,讓老弱殘兵從軍中退下來﹔另一方面,為了反攻大陸的需要,設法使軍中有過戰斗經歷的年輕士兵留下來。因此規定,青壯士兵無論當年在大陸是志願或被迫從軍,都被晉升為“士官”,服務年限也相應延長,士兵須年滿40歲、士官50歲、士官長則要58歲才能退役。

而為了便於管理,這些士兵還被各種條件限制不能正常成家立業。當年的理由簡直有幾分可笑,為了防止女匪諜假借結婚之名滲透軍中,也為了避免軍人因為結婚而分心,國民黨當局制定了所謂“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和“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規定隻有年滿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且以“軍人身份補給証”作為軍人唯一的身份認証和管理依據,而現役軍人除非在軍營以外的地方仍擁有家庭,擁有棲身之所,才能申請身份証。簡單地說,一個低階的士兵不能結婚,而沒有家庭,也不能領取身份証。

這些限制使得本來已經語言不通、習慣不同的老兵根本無法融入台灣社會。1959年,執政當局才將婚姻限制放寬到年滿25歲的所有士官都可以結婚、現役士兵服役滿三年也可以結婚﹔1968年又修正“軍人戶口查記辦法”,讓大多數的軍人可以擁有身份証。但此時,那些低階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歲。

最低層的兵日子都不好過。開始不讓退役,劉老伯指著背后的綠樹成蔭的山坡說,“這山上以前都是石頭,都是我們種的樹。”不過,他還是想盡辦法退了。“當兵不自由啊。”退役后,不懂技術,找不到什麼好工作,什麼雜活都干過。

至於住處,不少老兵就在自己開荒的地方落腳,自建一些簡單房屋,后來漸成村落,老榮民的村落。這些房子內部空間很小,也就是十多平米,房子之間互相緊挨著,狹小的過道隻能容兩個人穿插而過。

86歲的黃傳金老人終身未娶。他出身在湖北孝感的農村,1946年被抽壯丁來到台灣。他由於有輕度中風,靠從大陸過來的女兒照顧,女兒也60歲了。我們走進了黃傳金老人的家。屋子裡非常的簡陋。房間成一字型排列,臥室裡放著兩張單人床、一個衣櫥和一張桌子,空余的地方僅容一人站立。中間是一個能放下一張長沙發的過道,放著一張飯桌,既是吃飯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過道連著廁所和廚房。房頂距離地面也就2米,顯得很壓抑。

當時,作為當局“安置計劃”的一部分,退役的老兵也成為台灣基礎建設的主力軍,從1961年起,有將近4500個沒有達到退休年齡而想退役的士官,組成兩個“開發總隊”,沿著台灣花東縱谷進行墾荒工作。開發隊的成員,要至少勞動兩年以上,否則隻有身體較差、無法負荷墾荒工作的人才能提前退伍。台灣從南到北都留下了這些退役老兵的足跡,島內最著名的中橫公路就是老兵們當年修筑的,很多老兵有爆破經驗,修路時的爆破工程自然不在話下。這些道路至今也是島內的主干道之一,不過,走路的人向來是不會記著真正修路的人。有人叫老榮民“台灣寄生虫”也就不奇怪了。

痛苦一生的婚姻

婚姻幾乎是每個老兵一生的傷痛。
劉老伯說:“我老婆糖尿病,過世了。”再一問,劉老伯才慢慢講,以前沒結婚,因為沒有錢。60歲才娶了老朋友的女兒,她,22歲,“給了5萬塊訂金。”年齡為什麼差距大?她腦子有病,劉老伯搖搖頭,連飯也不會做。那十幾年,要照顧她,還要工作養家。劉老伯不願多提舊事:“他早就要把女兒訂給我,我不要。沒結婚時想結婚,結了婚就后悔了。不會再娶嘍。”

一位從小在眷村長大的欒先生說:“語言不通,又不識字,當時什麼樣的人才肯嫁這些低層老兵呢?不是殘疾就是智障。常常看見他們娶的媳婦,一瘸一拐地來了,或者嘴斜眼歪,都不少見。”

七十年代,在后裡馬場,一位老兵娶了一位全身萎縮的媳婦,一動也不能動,每天躺在床上,吃飯喝水都要喂。老兵當時在馬場工作,每天喂馬、放馬,還要回家照顧她,平時還要找時間上街撿垃圾,好多賺一點錢。

年輕的欒先生不理解,問他:你這是何苦?他說:你們年輕人不懂,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花錢出去找妓女了,也不會染上什麼病。

即使如此,根據“退輔會”統計,有超過5萬以上的老榮民始終未婚。
  
台灣解除戒嚴后,老榮民間開始流行到大陸娶妻。不過,雖然都是60歲以上的年紀,但是每個老榮民省吃儉用積攢下的錢在大陸很多地區還是很有誘惑力的。因錢而嫁的大陸新娘,有對老榮民照顧有嘉,讓他們晚來享福﹔也有不少唯利是圖的。

大陸新娘在台灣是弱勢群體,“老榮民”卻被大陸新娘騙得最多,有的甚至被騙的很慘。

77歲的高老伯就是如此,他說,之前娶的一位大陸新娘把他迷昏,拿走了他的全部積蓄就跑回家去了。另一位老先生,也被老婆騙走200多萬元新台幣,但他表現出很無悔的樣子,說反正是給大陸做貢獻了。

盡管如此,不少人還在前仆后繼地迎娶大陸新娘。理由很簡單,孤獨,想念家鄉,他們回不了家,但對家鄉的一山一水還是記憶猶新,而且年紀越大,越是懷念老家。但現在回去,又不能適應了,不要說環境,連天氣都有點過不慣了,因為畢竟在台灣過了大半生。大陸新娘成為他們的感情慰藉。66歲的陳宜奮說,這麼大年紀了,娶老婆干什麼啊,因為孤獨。兩個人說說家鄉的話,做點家鄉的菜,回憶起小時候的光屁股生活,晚上有人睡在旁邊,感到安慰和溫暖。

當然,騙老榮民的也不僅是大陸新娘。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由於他在大陸有不愉快的遭遇,一度想娶個印尼太太,欒先生勸他:“你六十多歲,娶一個二十幾歲的,別的不說,身體就對付不了。”他聽從了。第二次他又要娶,也是個印尼女人,比他小幾歲,年齡還相當。但是現在的情景是,他每半年領一次退休金,拿到錢后,他的印尼太太就會按時回來和他住上一個月,然后帶走他的一半退休金離台回鄉,因為這是結婚時說好的。平時,表哥仍然一個人孤獨地過著日子。


歸鄉路如此曲折

1987年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很多老兵喜極而泣。然而歸鄉也並不是沒有尷尬和傷痛。

77歲的朱有福是上海人,1949年從上海坐船來台灣。當過海軍。1955年退伍,成家,老伴1978年去世。

朱有福說,1949年有一個口號是:“一年准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我們堅信是能成功的,誰也不會去懷疑這個口號,誰懷疑誰的思想就有問題,思想有問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誰都相信這句話,因為蔣介石是神。可是一喊就是幾十年,就再也沒有回家過。那時回家的決心不隻刻在心上,還刻在身上。說著,他伸出左手,往上撂起袖口,我們赫然看到了刻在他手上的“反共抗俄,民國40年1月1日”的藍色字跡。皮膚已經失去光澤,但印跡卻難以去除。他說他當時所在的裝甲兵隊1000人身上都刻下了這樣的印跡,他們也就是在這樣的決心下,日思夜想地反攻大陸成功,想打回老家。

“剛開放,我就回去了。”劉老伯開心地說,那時,媽媽已經去世了,沒見到,老父親還在。“父親還認得我呢,現在他已經過世了。沒趕上見面,他們三天后,打電報給我。”說到這兒,劉老伯混濁的眼睛泛起一層淚光。第一次回大陸,劉老伯說,看到家裡屋子正中挂著一個毛澤東的畫像,便立刻遮上眼睛說:“這是誰啊,挂這裡?我不想看。”果然,第二天,畫像就被取走了。說起這件事,劉老伯表情很得意。

欒先生的表哥也是老榮民,來台灣之前,曾在大陸娶過一個媳婦,還生了一個女兒。

兩岸解禁后,他立刻回到家鄉尋親。妻子是已經過世了,當地幫他找到了女兒。

他給女兒一家蓋了房、買了三大件,還買了一輛摩托車。十幾年前,摩托車在家鄉的那個小地方,還很轟動,平時有什麼活動,甚至由他們騎著摩托車在前開路。可是女兒還是不滿足,找各種名義向他要錢。

表哥隻是從上士退伍,沒有太多退休金,不久,他就開始感到經濟壓力了。台灣的家人出主意,讓他和女兒談談,告訴她們其實他自己也沒什麼錢。一深談,表哥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才發現,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女兒,是當地的某人找來的自己親友。

表哥從此再沒回過家鄉。

快要離開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問劉老伯最后一句話:“你這樣過一輩子,恨不恨誰?”

劉老伯嘴角顫動了半天,看不出似哭似笑,隻是混濁的眼睛盈出了淚光,“誰也不恨哪,要恨隻恨自己命不好,打仗沒被打死,活著受罪啊。” 說著,站起來,拿起拐杖,一跛一拐准備回家。不過,他轉而還是開心地說,“過幾天,我就要回老家了。”

我們走時,80多歲的周瑞老人揣著手仍在村裡游蕩,他說他會落葉歸根,死后埋在湖北的家鄉。

要不了多少年,“老榮民”在整個台灣就將絕跡,“老榮民”也將成為歷史名詞。實際上,也許歷史根本不會記錄他們這群渺小而卑下的小人物,隻是,小人物的慘淡一生就可以被輕易抹滅嗎? 

(責任編輯:何晶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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