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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開放與完美主義-梁祝美術指導黃文英

「每完成一部作品,都會有人問我設計理念。」看到我的第一個問題,黃文英咧嘴笑了。「其實,我並不是堅持某種理論的人,所有東西都是在我腦海中慢慢成形的。」

從大學起始的「梁祝緣」
說起梁祝,黃文英把時間拉回大學時代。當年,清華園裡一群平時課業壓力沉重、苦悶的大學生,決定將生活的熱情投入畢業公演籌備,而在戒嚴時代偷偷漂洋過海的梁祝協奏曲,可成了清、交兩校不少青年學子藝術火燄的觸媒。一個畢業公演、一首協奏曲,燃起同儕間對音樂、藝術和戲劇的熱情,黃文英正是其中之一,同屆有不少清華人就這麼一腳跨入藝文領域。但在她眼中,這群文藝青年中最執著的一個,大概就是本劇的推手─楊忠衡總監吧!好久未碰劇場設計的黃文英答應接梁祝,多半也是因為這位堅持築夢的老同窗的緣故。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我並沒有抱著某種特定理念或原則,整體架構是在讀過劇本之後,一點一滴在腦中成形的,而靈感就這麼從生活許多瑣事中冒出來,當我走在路上,甚至是吃飯、淋浴時,有些想法就這麼跑進腦袋。其實回台灣之後,我幾乎沒碰過劇場設計,接了梁祝,往日對舞台劇的熱情和衝勁好像全回來了。」對美國劇場界相當熟悉的黃文英,這幾年幾乎都致力於電影和廣告的設計。「台灣和美國有著完全不同的劇場生態,這多半還是市場需求造成的。即使像百老匯擁有這麼大的觀眾群,得連演一年,才能收支平衡,以台灣的市場規模,在無贊助的情況下,一齣舞台劇也要演個三十場以上才有可能平衡收支,所以回過頭看看這幾年在台灣耕耘的幾個劇團,真是打從心裡佩服他們。」

劇場環境:美國與台灣有別
美國劇場界因著市場廣大,製作嚴謹,所延伸出的專業分工和人才培訓體系,是相當令人羨慕的。雖說苦難對藝術家的視野和人生體驗有所助益,但有穩定收入作為後盾,工程技術、舞台美術設計製作等領域才有辦法朝專業化發展,也才有餘力去開發新的資源與技術;黃文英在美國求學、發展的過程也驗證了這一點。「在台灣投入劇場工作,不論是幕前幕後,在分工不嚴、後勤資源不足、專業人才培養困難等種種因素下,要生存憑藉的幾乎都是一股超人的熱情和意志力。」在美國,只要設計圖一出來,劇場技術指導就會替你評估其可行性,而且百老匯細緻的專業分工效率驚人,不僅不需要盯著每個細節操心,呈現出的效果甚至會比設計師預期中還要好。「回台灣之後,有時候連一件服裝的圖出來,我還得想盡辦法找到符合要求的布料。」黃文英說。「在北京就不一樣了,不論舞台、服裝還是搭景,水準並不輸百老匯,他們在劇場技術人才在的訓練上有很豐富的經驗,並將這些經驗成功保存、傳承下來。我還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套服裝的繡線,服裝間經理竟然找了五、六十種樣本,還包括自己重染過的線,來給我挑選。」對大陸劇場界分工的細緻和專業,令她印象相當深刻。

談劇場,黃文英謙稱自己對台灣的生態尚不熟悉,但語氣中仍透露著些許無奈與期許。「台灣還是輸在市場太小吧。一個劇團若不是有自己的表演場地,一部作品很難連演個三十場,相對而言排演和準備的時間也被壓縮的很緊迫。當我們看貓劇來台北行雲流水的演出,不要忘記他們有長達半年的彩排期,和成百成千場的演出經驗。」正如她所說,不穩定的收入,讓許多劇場人不得不身兼數職,很難專心致力於單一目標,進步的速度當然也會趨緩;好不容易培養出的優秀人才,也可能面臨沒有市場、無案可接或是挑戰性不高等困境,最後多半還是轉往國外發展,或是根本沒有辦法留在劇場界,這對台灣劇場的發展折損頗大。但是談到台灣的劇場人,黃文英還是忍不住再次豎起大拇指,為他們那近乎傻勁的堅持致上敬意。

因『海上花』返台投入電影工作
因侯孝賢導演的邀請而進入電影後製工作的黃文英,原是美國劇場界的優秀人才。清華大學畢業後,她對戲劇仍熱情不減,於是申請赴美,獲匹茲堡大學獎學金,之後她轉入戲劇系就讀,也是從那時起開始接觸劇場實務,曾參與匹茲堡莎士比亞戲劇節、當地劇場及聖塔菲歌劇院(Santa Fe Opera)的服裝設計與製作,為她的劇場生涯打下良好根基。匹茲堡大學畢業後,黃文英再獲培養出許多一流劇場人才的卡內基美倫大學(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大學研究獎學金,主修劇場設計,獲藝術碩士。1993年她榮膺美國舞台美術設計師協會會員(United Scenic Artists),加入工會,搬至紐約擔任Charles McCarry Designs設計工作室服裝及舞台設計師,在業界評價頗高。

多元的文化土壤造就今日成績
黃文英談起自己的成就,覺得很大一部份應歸功於她的文化背景,因為身為東方人,可以取材的元素,遠遠超過只受西方劇場教育的設計師,所以她的設計永遠能比同儕來得豐富多元,作品當然也就更為突出、更受好評了。「其實百老匯很歡迎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戲劇系在招生時也喜歡接受原本就讀其它科系的學生來申請,因為這些人才可為戲劇界帶來不同的視野,在創作和表現上也因此更顯多元;舉例來說,一個法律系的學生就可以為戲劇帶來較嚴謹、理性的色彩。這點美國人的態度很開放、很正確,他們不去強調所謂正統框架,反而賦予藝術創作最需要的:自由、新鮮的成長空氣。」

電影海上花冗長的預備和拍攝過程,將黃文英帶回了台灣。「原本還以為自己將會在紐約終老呢!」她笑了笑,「人生真是充滿不可預測性。當然,父母年齡也大了,作兒女的能夠離他們近一些,也比較放心。」言談之間,黃文英並不覺得回來的決定限制了自己的發展,現在的她投注許多心血在電影和廣告上,發揮領域更大、更多元了。重拾對舞台的熱情,黃文英坦承舞台設計對她而言有著更大的滿足感。電影因為鏡頭運用的關係,設計時必須確定每個細節都是一百分,然而,真正能呈現在鏡頭中的卻很有限,而舞台設計卻能夠讓一個設計師把自己的概念很完整的呈現在觀眾面前。問到她有沒有什麼特別偏愛、喜歡呈現在設計中的東西,她想了一下,「我很能接受各種不同的素材,也以配合導演和製作的需求為目標,舞台劇並不是個人藝術的發揮,而是需要互相配合、調整的大工程。我永遠記得一位劇場的老師給我們的忠告:一個設計師若是能有導演的思考模式,就永遠不怕接不到工作;你的思緒若是能跑在導演前面,想的比他多、比他周嚴,就會讓自己成為無可取代的人才。」

一方面,她對自己的設計有近乎完美的嚴謹要求,另一面,她又保持開闊的心胸,隨時準備好接受不同文化素材的洗禮。這種對藝術的寬廣視野、深刻而內蘊的文化內涵,已經是梁祝音樂劇每位核心成員身上的招牌特質了,黃文英自然也不例外。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似乎混亂不安的年代,似乎一切都沒有把握,沒有希望,沒有人知道後人會如何看待我們,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群藝術家不滅的熱情,和對生命的深度追尋,將為這個時代留下最耀眼的一道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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